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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化民族性命题之意蕴
——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
文 / 周建伟
[摘要] 中共对文化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从机械否定到辩证分析的过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决定论和文化阶级性出发，不承认文化民族性命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而《新民主主义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文化持辩证和相对肯定的看法，首次承认文化民族性并将其置于新文化属性的首位。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的文化民族性，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包容等多重意蕴，对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争取文化领导权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文化民族性；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问题的提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代表大会上，分别发表演讲，讨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问题。其中，毛泽东的演讲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周刊发表，在《解放》发表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中共在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性文献之一。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为主，对文化问题向来很少发表议论，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文化哲学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设想，因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有论者评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认识的成熟，“克服了文化民族主义者、西化论者以及其他各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贯偏颇”，“既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指导纲领，同时又为国人进行民族新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光明而正确的方向。”[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演讲中，毛泽东和张闻天虽然对新文化属性的界定有些许差别，但都将首要属性定位为“民族的”，承认新文化的民族性，肯定中国文化。观诸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观的演讲，新文化具有科学与大众（民主）两大属性，这一观点承续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张闻天等加以重新强调，也顺理成章；而明确承认文化的民族性，承认中国文化的相对独特性，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却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突破。因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承认文化民族性命题，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持否定态度，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将新文化的首要属性就界定为“民族的”，不仅公开承认文化民族性命题，还将其作为新文化的首要属性和特征予以肯定和追求，这在中共思想史上的创新意义十分重大。
思想是对话的产物，而非独白式的玄思。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新民主主义化纲领也不例外，毛泽东自谓其《新民主主义论》“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2]即是证据。从这一视角出发，就文化民族性命题，我们需要回答如下问题：中共对文化民族性和中国文化从不承认到承认，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发展过程？其中有哪些思想的批判继承关系？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立场转换？对这一立场转换应该作何评价？
本人从思想史的角度，着眼于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对话关系，在梳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相关思想流派关于文化民族性命题订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民族性命题和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其中的文化哲学的演变过程，展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其他相关思想流派和不同主张之间的对话过程。
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民族性和中国文化的看法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对文化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发表了大量论述，对文化问题最具发言权。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们只是偶尔论及文化问题，对其并不重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产物，是附属的而非本体的，革命的中心不在文化领域，文化革命不过是经济革命的附属品；经济基础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民族性，由其决定的文化也就不具备什么独特的民族性。是否有所谓“中国文化”，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存有疑问的问题。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依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就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李大钊将经济决定论称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第一学说”。陈独秀也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他在分析中国文化没落的原因时诊断，中国“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得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阴着动摇起来”[4]。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社会问题的总解决即经济问题的解决，文化问题由于其附属性而不能成为革命者关注的中心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但强调文化的阶级性。陈独秀提出：“人类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钝，没有空间上的地域异同。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私心、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5]恽代英说：“中国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不过是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体中国人所共有，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我们绝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6]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保护中国文化是与革命和进步的要求相对立的。在陈独秀看来，中国文化这个以地域为指称的东西，不过是一种仍处于前现代的落后文化的一个别称而已，“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7]陈独秀严厉批判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认为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倡的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8]对于国学，陈独秀更是激烈反对：“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9]
综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化的附属性、阶级性、普遍性和整体性出发，强调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有阶级之分，但不承认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否存在，还是一个存有疑问的命题，即使有所谓中国文化，也是落后于时代、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能对其进行革命，而不能加以提倡和保护。在党的文件中，肯定中国文化的人被称为“东方文化派”，“纯粹的东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10]早期的共产党人之所以不承认文化的民族性，对中国文化采取消极的态度，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对文化的分析带有机械决定论色彩，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有偏颇，需要反思和修正。
三、思想的前驱：有关民族文化建设的观点和争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化问题并没有真正进入共产党人的视野。国民革命失改后，共产党人集中精力于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忙于争论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这些都与文化领域有一定距离。中共此时的文化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还没有进入自觉的文化建设层次。但国民党和学术界、文化界却对文化建设兴趣日隆，中国文化往何处走，如何开展文化建设，成为各方争议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观点和争论，成为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文化民族性命题的思想前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对民族文化的重要讨论及其对中共文化理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知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主要观点是：1、中国文化的生存处于严峻状态：“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2、复古和西化都不是中国文化建设正确的方法和态度，是走不通的。复古派“拼命想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结果却被骷髅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西化派包括英美派、德意派和苏俄派，他们“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希望传教士放下一根超度的绳”，结果却是“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源泊流浪”。3、对中国文化建设应有正确的认识。要注重中国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应当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中国本位的文化和中国人失去的特征，为世界文化作出珍贵的贡献。4、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方针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11]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像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立即引来各方讨论。1936年，《文化建设》月刊广泛收集讨论文章，编辑出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到达延安后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是否阅读和参考过这本讨论集，还不敢断言。但鉴于兹事体大，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应该对各方的观点有所了解。这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讨论，虽有“围剿”马克思主义的嫌疑（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苏俄西化派），但马克思主义也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就是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和自由主义（英美西化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新启蒙运动
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在《读书生活》第1卷第9期上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概念，新启蒙运动正式发起。在一定意义上，新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事隔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的间接回应。这两场争论虽然直接的关注点不同。但都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不同的是，新启蒙运动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新启蒙（新理性）的角度切入，以继承和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口号，讨论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按照陈伯达的说法，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12]。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13]。新启蒙运动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只简要分析其有关中国文化的基本主张。
1、对文化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肯定文化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张申府认为：“文化固是所谓上层构造，固需要较下层的基础。但是这个上层构造却又可为其下层基础的指导”[14]；“文化在社会一切活动中居于领导的地位”[15]。文化虽然属于上层建筑，但又与政治法制有所不同，张申府将其命名为“上层建筑二”，文化对经济基础和作为“上层建筑一”的政治法律有重要的作用。
2、从非整体论的角度和辩证的立场来看待中国文化。新启蒙运动将文化视为由可以拆解和作出不同评价的各个部分构成。陈伯达将文化区分为精华和糟粕、内容和形式，主张“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大之”，“为保卫中国自豪的文化传统而奋斗”。[16]张申府提出新文化要适应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能简单地固守或毁弃中国文化，也不能简单地接受或拒斥外来的西洋文化，而“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17]。
3、从民族自信和文化救亡的角度提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路径。艾思奇主张救国是衡量文化建设的唯一标准：“爱国主义的中心立场只是救国，只在于保障民族的生存，不论国渣国粹，凡是有害于民族生存者，都要一脚踢倒的。”[18]陈伯达强调“立”的重要性：“对于文化，不只要能‘破’，而且要能立。我们的启蒙运动，和先前启蒙运动不同的历史本质，就是我们已有批判中来具体地从事指出中国历史现实的合理法则，合理地扬弃中国的旧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19]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很快来到延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新启蒙运动对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
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对三民主义进行复古主义的解释；二是在实践上，推行以复古思想为指导的新生活运动。
1939年5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发表题为《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演讲中，蒋介石以复古的姿态诠释三民主义，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继承了中国的“道统”，而他又以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自居。[20]蒋介石特别强调文化建立，即心理建设和伦理建设，主张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精神，以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21]。
新生活运动发起了1934年。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尊崇和利用；二是对中国人现实思想和道德的批判和否定，这是新生活运动的现实依据。蒋介石在其手订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对中国社会作了严厉批判：“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肴；公私不辨，故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贫者则卑污混乱。”[22]可见，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复古；一是文化虚无，对中国人现实的精神和道德进行否定。
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远远超出现论争论的层面，直接关系到国共两党的合法性。蒋介石以复古姿态对三民主义的诠释和实践，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和迷惑性。蒋介石实际上向中共提出了问题：中共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固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如何恢复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建设的纲领是什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答和反驳蒋介石，即反驳“顽固派”。
（四）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争论
梁漱溟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938年1月，时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梁漱溟到访延安。作为乡村建设运动领袖，他访问延安是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23]梁漱溟向毛泽东赠送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进行了长谈。作为秉性刚直的儒者，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理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毛泽东则对梁漱溟的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反批评。
1、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与以个人为本位、阶段分化显著的西方国家有本质的不同，这主要源于中西方社会确实存在差异，但不应被夸大，也不能从文化、伦理来推断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因为“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它的下屋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现实中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而不是文化、伦理不同造成的。[24]
2、关于阶段斗争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社会各阶层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中国不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故此，梁漱溟不同意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暴力方式实现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主张。毛泽东则认为，“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是一种“封建经济”。在中国，“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这正可以说明阶级斗争存在的必然性。[25]
3、关于文化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源在于文化，即文化失调；毛泽东同意梁漱溟的这一论断，认为文化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问题的根源在腐朽落后的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解决中国的危机必须通过政治革命。[26]
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窑洞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与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一次直接对话和正面交锋。与其说是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向毛泽东提出了问题：如何合理地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国社会文化有没有特殊性？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文化的特殊性？如何论证来自欧洲的阶级革命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造的正当性和适用性，并对中国革命进行系统的理论解释？可以说，梁漱溟的窑洞争论，直接激发了毛泽东对新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的理论观点，但并不意味着与梁漱溟之间没有思想交集，也并不妨碍他吸收借鉴梁漱溟理论中的合理因素。
按照对待中国文化态度和文化建设取向的不同，以上四派可分为理性阵营保守阵营，理性阵营包括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和新启蒙运动，它们的共同点是：主张理性对待中国文化，肯定民族文化仍然具有价值，肯定传统文化对救亡的重大意义，但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消极因素。保守阵营又有极端的文化复古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和相对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梁漱溟等为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是：高度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主张文化的优先性和决定性，坚持文化与民族特性的一体性，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民族性命题：吸收、批判、创新、包容
虽然文化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并非中共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但文化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方面，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也成了文化领域的首要议题，并作出回答。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等新概念，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承认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发展法则和民族特点。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27]可以看出，与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相比，毛泽东的文化理念已有相当大的转变。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批判顽固派的同时，仍然着眼于“立”，以吸收、批判、创新、包容等方式，回应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中国本位文化论争、新启蒙运动、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等有关文化民族性和新文化建设的主张，正式提出了新文化建设的设想。
（一）吸收
吸收主要表现为理论观点、话语表述和分析上方法上的借用、借鉴。中共承认文化的民族性，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特性，强调其反帝、争取民族尊严与民族独立的作用以及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接纳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新启蒙运动、文化保守主义有关民族文化的基本观点，甚至有的话语表述和措词都大致相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新文化应该“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的必然使命”[28]。新启蒙运动将中国文化区分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提出：“对于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决不顾惜。”[29]《新民主主义论》则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0]，“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31]，并用精华与糟粕来表述文化采借中的取舍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该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的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32]互相对照，观点和表述有诸多一致和相似之处。在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新启蒙运动的特点是“利用旧形式，接受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需要具体地理解自己民族各方面的历史”[33]；毛泽东则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文化要取得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同时，毛泽东借鉴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新启蒙运动等提出的文化的共时性、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文化的非整体性等文化观，为承认和肯定文化民族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总的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从理性阵营吸收借鉴的东西较多，从保守阵营则相对少一些。
（2）批判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教条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全盘西化、法西斯主义等，都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批判之列。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文化观和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可以说是自我批判。新民主主义承认和肯定民族文化、文化民族性，是含蓄地批判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创造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文化等，则直接批判了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观点。在方法论、理论观点等方面，通过对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定性为半封建文化，批判文化决定论、中国社会特殊论和中国文化优越论，批判固步自封的错误倾向；对“全盘西化”则进行了点名批评。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事关国共两党的合法性，毛泽东对蒋介石以文化复古主义来解释的“三民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提出“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等概念加以应对，突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将“三民主义”道统化，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装饰政治思想，以巩固其正当性；而毛泽东则对“三民主义”进行历史分析，突出其政治内涵，恢复其本来面目，巧妙地将“三民主义”与民族文化（道统）进行区隔，消解其正当性。
（3）创新
要占领理论制高点，就不能只是借鉴，甚至人云亦云，必须有所创新。毛泽东对文化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建设的观点与论述，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当时的其他思想政治流派相比较，有其独到和新颖之处。
其一，相较于其他流派对民族文化的分析，根本性的创新表现在叙述结构上。近代以来，对于民族文化的叙述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启蒙主义的叙述结构，其特点是从文化的历时性和现代性立论，以理性为核心，对中国文化的落后性（或滞后性）进行批判，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或革命；一是保守主义的叙述结构，其特点是从文化的共时性和民族性立论，以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优越性为核心，主张保守传统文化。毛泽东的文化哲学则是从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立论，以文化的反映性和形式性（反映、表达、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为核心，对中国文化进行分析，主张辩证对待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毛泽东的叙述结构是带有启蒙色彩的唯物主义，但却具有相当的包容性，能够将启蒙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合理观点纳于其中。此外，这一叙述模式也提出了别人忽视的一些问题与理论观点，比如，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文化是文化的民族形式与革命内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结合，这是启蒙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叙述模式所不能提出的。
其二，相较于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文化哲学、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有了变化，从机械决定论的文化哲学转向辩证的文化哲学，从单纯强调文化的功能性、附属性到肯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从不承认民族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转为承认民族文化、辩证分析中国文化的价值，这些都是中共文化哲学上的重大修正。
其三，相较于党内的教条主义，新民主主义公开承认所要建设的新文化具有民族性，强调文化的继承性，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文化的民族形式，这既是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也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四）包容
所谓包容，就是提出大家都可遵守的原则，为不同的理论思想留下空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包容性不够，树敌不少，教训很多。《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是一篇“驳论”，但在文化问题上，除对蒋介石以文化复古主义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外，对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等，实际上采取了较为包容的姿态，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等理性学派，更是从中吸取有用的观点和养料。仔细分析《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认同文化建设的两个原则：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的自由竞争。前者在当时社会各界具有较强的共识，后者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虽然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所不喜，却也是当时众多思想流派的共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包容性，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取得领导地位，有利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总之，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与其他有关的思想流派以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理解了其中的吸收、批判、转换、创新、包容等多种对话形式，才能历史地、合理地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五、结语：从思想史看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的文化民族性命题
文化问题其实是一个统摄性的问题，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多方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殖民与反殖民的大背景下，文化问题显得尤为复杂。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文化史，主线就是如何认识文化的民族性和评价中国文化。理解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将其置入思想史中，探寻其中的复杂关系。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文化民族性和中国新文化建设问题的分析和设想，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思想更替、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将文化民族性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首要属性，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各派思想主张的回应、批判、借鉴、转换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的产物，是在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要求，从文化建设的规律出发，发展创新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为新文化建设提出了一套具有合理性、包容性、前瞻性的理论主张，为争夺文化领导权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的传播和融合过程，承认中国社会文化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诞生环境所不同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何认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修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带有机械色彩的文化观，摒充教条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错误认识，尤其是不再明确主张与历史决裂，承认文化的民族性，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敢于对自身进行积极的扬弃，善于批判地吸收不同流派有价值的思想养料。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
[1]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146页。
[3]《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4]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5]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98页。
[6]转引自萧楚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9页。
[7]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98页。
[8]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98—199页。
[9]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99—200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11]文化建设月刊社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文化建设月刊社1936年版，第9—15页。
[12]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
[13]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1页。
[14]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第199页。
[15]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第107页。
[16]陈柏达：《在文化阵线上》，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74页。
[17]《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18]《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19]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第33页。
[20]参观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刊印，1984年版，第142页。
[21]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第152页。
[22]《新生活运动》，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年12月，第59页。
[23]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24]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5]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6]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8]《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第376页。
[29]陈伯达：《思想无罪》，《读书月报》1937年第3号。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33]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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